吐蕃摩崖石刻:唐蕃古道的路标

时间:2015-01-09 12:23:44 来源:西藏商报 作者: 浏览次数: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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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勒巴沟摩崖石刻《公主礼佛图》局部青海玉树地区的两处摩崖石刻,最早被认为是文成公主所刻,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形成由吐蕃赤德松赞时期由大译师益喜阳凿刻之说。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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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巴沟摩崖石刻《公主礼佛图》局部

青海玉树地区的两处摩崖石刻,最早被认为是文成公主所刻,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形成由吐蕃赤德松赞时期由大译师益喜阳凿刻之说。总之,这两处石刻艺术是在河西走廊吸收借鉴中原及中亚各种文化艺术风格的具体体现,是吐蕃化或藏族化艺术的开始,对后弘期藏传佛教艺术影响深远。而在不远处,去年确定的石渠地区吐蕃摩崖石刻,也具有非凡的意义。之前已经专版介绍过石渠石刻,这里再把它放在周边摩崖造像中一起来看看。穿插这相近地区多处石刻的有几个关键词:赞普与唐代公主、大日如来及八大菩萨信仰、汉藏尼泊尔文化交流,唐蕃古道。

 
青海玉树巴塘贝纳沟摩崖石刻
 
距玉树州首府结古镇东32公里通天河西岸的群山间,有一条长约8公里的峡谷,也就是俗称的勒巴沟。从沟口的“古素赛麻”佛塔往里走不远,有一处古铜色的裸露崖壁,上面是一幅阴线石刻的《礼佛图》,据说这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遗迹。
 
《礼佛图》上,释迦牟尼袒上身立于仰莲座上,左手置胸前持一莲花,右手结施与愿印,身后有圆形火焰纹项光和拱形火焰纹龛门,上面刻有华盖。佛祖右手边刻有四个朝佛的人,依次是文成公主的侍童、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文成公主的侍女。松赞干布头戴吐蕃时期的塔式缠头,宽袍大袖,双手捧一只供奉用的钵碗。文成公主身披无领裘皮大氅,手捧莲花。四人神情肃穆,恭敬,显示对佛祖的无比虔诚。佛祖脚下,刻有老虎、豹、大象、鹿等动物,其意为六道众生齐来聆听佛祖讲经度化。《礼佛图》属盛唐雕刻造像风格,图中人物丰满,神态安详,以高矮大小相区别:释迦牟尼像高3.4米,松赞干布像高1.5米,文成公主像高1.3米,她身后的侍女像高0.9米。
 
在礼佛图左侧不远处,一块青色石壁上雕刻有一幅《三世佛图》。画面中心为释迦牟尼像,手结转法轮印,半跏趺坐在双层仰莲狮座上。释迦牟尼左右两侧跏趺坐的是过去佛和未来佛,过去佛已经残毁。画面上部有四个合十交脚菩萨像,画面左下方为四个双手合十的牛头人身或人头蛇身像,是为天龙八部中的诸天。佛图右下方有一些古藏文刻字,据此可判断石刻是一件吐蕃时期的作品。
 
在更深处的贝纳沟,摩崖岩壁上还凿刻了气势恢弘的大日如来佛等九尊佛像。
 
四川石渠新发现的价值
 
盛唐年间,松赞干布慕大唐繁荣,向唐朝请求联姻。公元641年,唐皇李世民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与庞大的和亲队伍沿唐蕃古道进藏,唐蕃古道因而又被藏族人恭敬地称作“迎佛路”。
 
文成公主的故事流传已久,然而,令学术界颇为遗憾的是,直至现在,对文成公主当年入藏的路线并没有确切的考证。通常认为,文成公主入藏走的就是唐蕃古道,然而,这条唐代以来连接中原及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的必经之路到底途经哪里,一直没有确切的考古考证。中外学者论及“唐蕃古道”大同小异,认为唐蕃古道就是唐蕃驿道,即公元7世纪至9世纪唐王朝与青藏高原吐蕃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道路,所依汉文文献不外唐蕃使臣往来及两次唐公主进吐蕃相关记载。大致线路为长安(西安)经兰州(今兰州)、鄯城(西宁)、截至桥(玉树县)、野马驿(聂荣)、川驿(那曲)、农歌驿(羊八井)至逻些(拉萨),全长3000余公里。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文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于2005年对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境内的文物遗存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05~2006年对松格玛尼石经城和照阿拉姆石刻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并发表了专业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2010~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对石渠县境内的早期石刻开展调查,陆续在石渠县境内发现3处早期石刻群,分别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洛须村石刻,总计石刻18幅。
 
2013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相关专家赶赴石渠,对新发现石刻的题材、时代和价值等进行了认定。专家们确认这3处石刻群为吐蕃时期石刻。
 
罗文华说:“这些石刻的发现为唐蕃古道沿金沙江流域的走向提供了资料证据,也为文成公主进藏路线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或经过四川。”
 
从已发现的石刻风格看,石渠县境内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群部分雕刻具有典型的尼泊尔艺术风格,但令不少专家困惑的是,到底是尼泊尔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文化,还是从长安来的汉文化影响了这一地区?难道这一地区的雕刻是典型尼泊尔艺术加上吐蕃艺术并由汉族工匠完成的杰作?
 
“此次石渠的新发现再次证实了以胎藏界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信仰在藏东地区的流行,而大日如来八大菩萨的组合与敦煌的模式并不完全吻合,因此,许多学者将这种信仰与敦煌直接联系起来的观点应当更为慎重。其风格固然与敦煌帛画有诸多相近处,而这种共同的风格来源与尼泊尔造像有显而易见的近缘关系,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共识。”罗文华认为,尼泊尔艺术风格并没有通过中亚传播到中国的先例,这是否说明,这种风格极有可能通过西藏影响到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尼泊尔艺术不仅推进到拉萨地区,而且透过吐蕃向东的活动一直传播到今天的藏东地区。
 
“在雅砻江上游长沙贡马乡发现的摩崖石刻造像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其风格和主题与远在西藏昌都的摩崖造像惊人的一致,即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两河流域广大区域内,存在着一种以尼泊尔风格为主,融入吐蕃元素(如翻领大袍、筒状缠头等),吸收汉地特征的艺术传统,准确地说,这些摩崖造像实际上是汉地、吐蕃和尼泊尔样式的混合,是汉藏两族的工匠共同创作的结果。”罗文华说,“石渠的新发现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并将我们的目光从金沙江流域转至雅砻江流域,将单纯的敦煌、吐蕃的相互影响模式转向更复杂的尼泊尔、吐蕃、汉地三地互相交流模式。对这些造像的研究再次证实,藏传佛教艺术的交流从早期开始就已经在东西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这正是造就吐蕃艺术面貌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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